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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是中国向世界发出共建美好未来的一份“绿色邀请”。,二是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保障黄河长治久安。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异源是导致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根源，要围绕以疏为主、疏堵结合、增水减沙、调水调沙，健全水沙调控体系，健全“上拦下排、两岸分滞”防洪格局，确保伏秋大汛和凌汛安全。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肯定“减量发展”做法，确定了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通过陆续制定并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北京划定生态涵养区，加快发展城市生态区域，接续实施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和大尺度“战略留白”，城市绿色生态本底得到夯实，生态容量显著改善；优先推进建筑、能源和交通等几大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实现绿色化改造成效显著，将绿色基础设施整合进城市发展过程中；加大对绿色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支持力度，广泛提供绿色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场景，推进“近零排放”示范区建设。同时，北京市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驱动，以绿色服务为支撑，加大产业园区、重点行业绿色升级改造力度，建立健全绿色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高效的产业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将生态建设融入全面依法治国。治理环境污染往往涉及不少违法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污，加大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力度，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法治基础。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对如何利用法律保护生态环境作了专门阐述：“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昆明举行的世界环境司法大会上，绿孔雀的曼妙身影出现在会场屏幕，视频字幕引人关注。2020年12月，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绿孔雀，云南法院判定，对绿孔雀栖息地可能造成风险的在建水电站项目停工，以司法方式有效预防了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

生态文明同国家现代化、社会文明、个人发展息息相关。纵观人类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实践一再证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中国以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径，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强大生机和活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高标准建设。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综合能源系统，重在坚持综合化的发展思路，创新智能化的发展手段，支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高标准建设。综合能源系统坚持综合化发展思路，致力于打破能源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内部源、网、荷、储多环节的技术、管理和市场壁垒，实现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与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互补利用，支撑新型电力系统中大规模新能源的顺利消纳。综合能源系统通过创新智能化的发展手段，深化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边缘计算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在能源领域的融合应用，充分发掘能源大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打造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模式。综合能源系统通过建设去中心化的体制机制，能够有效优化能源资源配置，实现能源系统优化运行、分散决策，促进大网与分布式微能网双向互动以及分布式节点协同自治，支撑新型电力系统中分布式新能源的规模化发展。

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工作是新形势下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关于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出台，对于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全方位、全过程、全地域展开具有重要作用，具有以下6个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