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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初，本来纯真而纯粹，所以《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慢慢被外物所化，即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产生了好恶之心。这种“好”或者“恶”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灭天理而穷人欲”。为此，人要加强素养，保持一颗赤诚纯真的心灵，避免“人化于物”。所以《老子》说“能婴儿乎”，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是具有较高修养的表现。所以《老子》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认为道德修养深厚的人，就像婴孩一样柔韧醇厚，只有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回归至纯至诚的婴儿状态。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大学》也说“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凭借一颗至诚之心做人做事，虽不能达到最好的境界，也不至于会有多大的差距。这都可以说与孟子“不失赤子之心”异曲同工。,随着经济一体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使用人口少的语言文字或在杂居程度高的地区使用的语言文字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变，甚至会濒危。这是客观事实，是多民族国家语言关系演变的自然趋势。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是如此。对于这种局面，我们要客观面对，并从对语言文字实行保护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有利于民族发展、社会进步，有利于民族和谐、民族团结，有利于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实践表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符合我国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符合各民族的心理要求，是一件造福千秋、必须做好的大事。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法无疑重要，无国法无以治国理政；家规也不可无，尤其对党员干部而言，制订家规是为家庭成员校正言行、规范作为的。因此，党员干部不仅要严守党纪国法，还应像周恩来、郑培民那样，制订严格家规，以管好家人，约束自己，互相监督，当好人民的公仆，不把公权变私器。,再次，从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看，我国文化产业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指日可待。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重申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并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这一目标。这几年，我国文化产业得到了很好的培育与发展。据统计，2010年底，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75%。到2015年底，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2.7万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97%。可以预期，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推进，文化产业必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行业。

在21世纪经济政治格局日趋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蕴含了丰富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这一战略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春节民俗以祭祀祖先的方式，促进人们与历史对话，增强人们的历史责任感与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同时，春节民俗以家人团聚为核心，以隆重的年夜饭仪式，召唤散在四方的家人回归故乡，享受亲情盛宴，并以围炉守岁、夜话家常与拜年祝福的方式，强固家庭人伦。对于家庭价值的坚守，是春节走向世界的积极因素。春节除了家庭团聚外，还是亲邻交往的重要机会，城乡社区居民春节之际以人情往来、拜贺新年、欣赏年戏与庙会社火等活动形式，增进社区成员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实现社区有机团结与文化认同。

传承文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为文化创新确定方向与目标的过程。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而人的文化传承一定要以文化创新为目的，因为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传”，就在于它具有向未来成长的潜力或“可能性”。真正的传统一定是活的，是对人们的当下生活具有影响性的。记忆是传承文化传统的重要形式，按照当代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理解，“我们常常忘记，遗忘才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而回忆是对抗这种自然规律和时间的努力，是少之又少的特例。两者都是对过去的构建和拆解，都帮助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生活的节奏变化越快，我们越需要反思生活，而反思生活的价值标准又常常需要从我们的文化记忆（传统）中去找寻。只有坚守住我们“应该坚守”的，则我们走向未来的理由就愈加充分，步伐也就更加稳健。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文化是一条流动的河，从“过去”经“现在”流向“未来”，所以文化在其现实性上是传统与当代的有机整体。,对自身文化的持久影响力有信心。值得自信的文化，应该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而且会持久地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有限，某一个时期具有影响力，另一个时期没有影响力，也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即使建立起来了，也难以持久，经不起时间的挑战与考验。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当代中国需要中华传统文化，世界文明同样需要中华传统文化。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全球文化与世界文明是多样性的统一。以这样更为宽阔的视野来看，我们力求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不只是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不只是现实需要与主体使命的共同指向，还有着更加深厚的基础和更加宏阔的动因，其必要性与必然性愈加清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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